“足三及门，而阍人辞焉”出自唐代文学家韩愈的《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》，并非诗句，而是一封干谒文（求荐信）中的句子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：“三次登门拜访，都被守门人拒绝通报。” 它生动描绘了韩愈早年求仕时的窘迫处境——即便多次主动争取，仍被权力机构的底层环节挡在门外。
这句话的上下文为：“愈之待命，四十馀日矣。书再上，而志不得通。足三及门，而阍人辞焉。惟其昏愚，不知逃遁，故复有周公之说焉。” 韩愈在此先陈述自己等待宰相回复已四十多天，两次上书未得回应，三次登门又被拒之门外，随后以“不知逃遁”的执着，引出对周公“吐哺握发”典故的议论，委婉批评当朝宰相不能像周公那样礼贤下士。
关于作者韩愈
韩愈（768—824），字退之，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，被尊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首。他一生仕途坎坷，早年多次科举失利，入仕后又因直言进谏屡遭贬谪。《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》是他贞元十一年（795年）第三次向宰相上书求官时所作，此时他已“待命四十余日”，前两次上书均无下文。这种“书亟上，足数及门而不知止”的执着，既体现了他“忧天下之心”的抱负，也反映了中唐时期寒门士子向上流动的艰难。
这封书信的独特之处在于，韩愈没有一味卑躬屈膝，而是以周公为标杆，质问宰相是否尽到了选拔人才的责任：“今阁下作为宰相，身份与周公也相近了。天下的贤才，难道都已经提拔重用了？” 这种“气盛言宜”的文风，既展现了他“文以载道”的文学主张，也凸显了其刚直不阿的人格。后来他在《马说》中发出“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”的慨叹，正是这段求仕经历的深刻写照——“足三及门而阍人辞焉”的遭遇，恰是“伯乐不常有”的具体注脚。
韩愈的三次上书虽未立即奏效，却因其文辞犀利、逻辑严密流传后世。这种“自进不知愧”的精神，既为他赢得了“躁进”的争议，也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“文起八代之衰”的地位。当我们重读“足三及门”的细节，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文人的仕途挣扎，更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“致君尧舜上”的理想与现实的碰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