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有恒产者有恒心，无恒产者无恒心。苟无恒心，放辟邪侈，无不为已”出自《孟子》，并非诗歌，而是孟子与滕文公、齐宣王讨论治国之道时提出的著名观点。这句话的核心是：百姓拥有稳定财产（恒产）才会有稳定的道德观念（恒心）；若缺乏恒产，便会放纵越轨，无所不为。
在《滕文公上》中，孟子回答滕文公问政时首次提出此观点，强调“民事不可缓”，主张贤君需“恭俭礼下，取于民有制”，通过“井田制”保障百姓“五十而贡，七十而助，百亩而彻”的恒产。在《梁惠王上》中，孟子进一步补充：“无恒产而有恒心者，惟士为能”，指出士人可超越物质约束坚守道德，但普通民众需先满足“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畜妻子”的基本需求，才能“驱而之善”。
这种思想与管仲“仓廪实而知礼节”一脉相承，认为经济基础决定道德修养，是孟子“制民恒产”仁政方案的核心。他具体设计了“五亩之宅树桑，百亩之田勿夺其时”的民生保障，主张先解决温饱，再通过“庠序之教”推行孝悌，最终实现“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饥不寒”的王道社会。
孟子（约前372-前289年），名轲，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，主张“性善论”与“仁政”，被尊为“亚圣”。《孟子》一书由其弟子编撰，共七篇，记录了他游说诸侯、辩论学术的言行，与《论语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并称“四书”，是儒家核心经典。其思想强调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，将民生保障视为治国根本，对后世中国政治哲学影响深远。
这句话揭示了物质与道德的辩证关系：对多数人而言，“恒产”是“恒心”的基础；对少数士人，“无恒产而有恒心”是理想人格。它既为古代“轻徭薄赋”政策提供理论依据，也对现代社会启示：需通过制度保障民生（如财产权、社会保障），同时重视教育教化，实现“衣食足”与“知礼节”的统一。当我们讨论社会道德时，是否也应先审视“制民之产”的现实基础？这或许是孟子跨越两千多年留给我们的重要思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