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鲍叔既进管仲，以身下之”出自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，并非诗歌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：鲍叔牙推荐管仲担任齐国国相后，自己甘愿位居管仲之下。
原文片段为：
管仲曰：“……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鲍子也！”鲍叔既进管仲，以身下之。子孙世禄于齐，有封邑者十余世，常为名大夫。天下不多管仲之贤，而多鲍叔能知人也。
管仲通过回忆与鲍叔牙的交往（如分财多取、谋事失败、三仕三逐、三战三走等经历），强调鲍叔牙对自己的理解与信任；随后便引出“以身下之”的叙述，凸显鲍叔牙举荐贤才后甘居人下的胸襟。
司马迁（约前145年—？），西汉史学家、文学家，曾任太史令。因李陵之祸受宫刑后，发愤著述《史记》，开创纪传体通史的体例。《管晏列传》是《史记》中管仲与晏婴的合传，以“知人”为主线，通过轶事展现人物品格。
知己之可贵：文中“管鲍之交”成为千古美谈。鲍叔牙不仅“知其贤”，更能包容管仲的“贪”“愚”“怯”等表面缺陷，看到其“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”的本质。这种超越世俗评价的理解，正是司马迁推崇的“知己”境界。
荐贤与让贤：鲍叔牙“以身下之”的行为，将“知人”推向更高层次——不仅能发现人才，更能牺牲个人地位成就人才。司马迁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中直言“晏子俭矣，夷吾则奢；齐桓以霸，景公以治”，暗示治国需贤才，而贤才的涌现离不开伯乐。
对现实的影射：司马迁因李陵事件无人辩护而遭刑辱，故在《管晏列传》中反复强调“知己”与“荐贤”。他在文末感叹“假令晏子而在，余虽为之执鞭，所忻慕焉”，寄寓了对鲍叔牙式知己的渴望。
“管鲍之交”成为友谊的典范，而“以身下之”则启示后人：真正的智慧不仅在于识才，更在于容才与让才。明代思想家李贽曾评价：“鲍叔之知人，过于管仲之治齐。” 这种超越个人私利的胸襟，至今仍是组织用人与人际相处的重要镜鉴。
若将“知人”视为一种能力，“让贤”则是一种德行。当我们感叹管仲辅佐齐桓公“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”的功业时，是否更应思考：世间究竟是管仲这样的“千里马”稀少，还是鲍叔牙这样的“伯乐”难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