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元丰三年十二月初八日，眉阳苏辙记”出自苏辙散文《东轩记》末尾的落款，意为“元丰三年十二月初八日，眉山苏辙记录”。这句话并非诗句，而是作者对文章创作时间和地点的标注。元丰三年（1080年），苏辙因受兄长苏轼“乌台诗案”牵连，被贬为筠州（今江西高安）监盐酒税，此文正是他在任所修建“东轩”后所作。
文章开篇描述了苏辙被贬后的困境：赴任途中遇筠水泛滥，官舍损毁，只能借居官府；后在厅堂东侧开辟小屋“东轩”，本欲作为读书休憩之所，却因同僚离职、事务繁杂，终日忙于盐酒交易、市井征税，“昼则坐市区鬻盐沽酒，税豚鱼，与市人争寻尺以自效；莫归筋力疲废，辄昏然就睡”，连片刻安坐东轩的时间都没有。这种“心向往之而身不能至”的矛盾，引发了他对颜回“箪食瓢饮”典故的重新思考——年少时曾不解颜回为何甘于贫贱，经历仕途劳役后才顿悟：世俗官职的琐碎会消磨求道之心，真正的精神自由远胜过物质富足。
苏辙进一步提出，士人若沉迷名利，便会以“玉帛子女”为乐；唯有“循理求道”，才能超越贫富生死，达到“从容自得”的境界。他坦言自己虽渴望效仿圣贤，却困于贬谪的“桎梏”，只能将回归田园、安享“颜氏之乐”视为渺茫的奢望。全文以“东轩”为线索，交织着现实困境与精神追求，展现了一个文人在逆境中对理想与现实的深刻反思。
苏辙（1039—1112），字子由，眉州眉山（今属四川）人，北宋文学家，与父苏洵、兄苏轼并称“三苏”，同列“唐宋八大家”。他早年与苏轼同登进士科，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外放，历任河南推官、筠州监盐酒税、御史中丞等职，晚年归隐许州，自号“颍滨遗老”。其文风沉稳淡泊，注重“文以载道”，《东轩记》便是他被贬期间借日常琐事抒发哲理思考的代表作，体现了宋代文人“穷则独善其身”的精神品格。
从“哑然自笑”的自嘲到对颜回之乐的仰望，苏辙在文中完成了一次精神突围：即使身处“勤劳盐米之间”，他依然以“磨洗浊污，睎圣贤之万一”自勉。这种在困顿中坚守理想的态度，恰是这篇散文穿越千年仍动人的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