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察己则可以知人，察今则可以知古”出自战国末期《吕氏春秋·察今》篇，并非传统意义上的“诗”，而是一篇议论文中的核心论点。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：通过审视自身可以推知他人，考察当下能够理解古代。其上下文为：“先王之所以为法者，何也？先王之所以为法者，人也，而己亦人也。故察己则可以知人，察今则可以知古。古今一也，人与我同耳。”
这一观点的提出，本质是为论证“因时变法”的必要性服务。文章认为，先王制定法度的根本依据是“人”的需求，而古今之人的本性相通，因此通过观察现实人性与当代社会，就能理解古人立法的初衷，进而判断旧法是否适用于当下。这种思维方式强调以“近知远、以今知古”的类推能力，如同“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”“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”，主张从可见的现实推导不可见的规律。
《察今》篇的作者并非单一诗人，而是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门客集体编撰的《吕氏春秋》中的一篇。吕不韦（？—前235年）是战国末年卫国商人，因辅佐秦庄襄王有功被封为相国，他效仿战国四公子广纳门客，最终汇编成这部“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”的杂家著作。全书融合儒、道、法等诸家思想，而《察今》篇集中体现了法家“世易时移，变法宜矣”的变革精神，通过“循表夜涉”“刻舟求剑”“引婴投江”三个寓言，辛辣讽刺了固守古法不知变通的愚蠢行为。
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。它打破了“法先王”的复古迷信，提出“治国无法则乱，守法而弗变则悖”的辩证观点，为商鞅变法、王安石改革等提供了理论依据。而“察己知人，察今知古”的认知方法，更超越了政治领域，成为中国传统哲学中“推己及人”“以史为鉴”思维模式的重要源头。当我们今天面对快速变化的时代，这种立足现实、以今推古的智慧，是否仍在提醒我们：真正的传统不是守旧，而是把握变革中不变的人性本质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