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句话出自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散文《报任安书》（非诗歌），是作者回复友人任安的书信。其字面翻译为：“再说奴婢侍妾，尚且能够自杀明志，何况我是（因苦衷）不得已（才苟活）的人呢？”
此句的上下文集中体现了司马迁的生死观。前文他写道：“假令仆伏法受诛，若九牛亡一毛，与蝼蚁何以异？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，特以为智穷罪极，不能自免，卒就死耳。何也？素所自树立使然也。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，用之所趋异也。” 点明普通人的死轻如鸿毛，唯有为理想而死才重如泰山。紧接着便是“且夫臧获婢妾，犹能引决，况仆之不得已乎？” 随后他解释隐忍的原因：“所以隐忍苟活，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，恨私心有所不尽，鄙陋没世，而文采不表于后也。” 即因《史记》未完成，不愿平庸死去。
司马迁（约前145年—不可考），字子长，西汉左冯翊夏阳（今陕西韩城）人。他出身史学世家，继父职任太史令，早年游历各地搜集史料。天汉二年（前99年），因替战败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，触怒汉武帝，被判宫刑。这一奇耻大辱让他一度想自杀，但为完成父亲遗愿——撰写一部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的通史，他选择忍辱负重。
《报任安书》通过这句话及全文，集中表达了司马迁对“生死价值”的深刻思考：他否定为虚名而死的“死节”，主张为理想隐忍苟活的“重生”。文中“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”的千古名句，正是他忍辱著书的精神支柱。这篇书信既是对个人遭遇的悲愤倾诉，更是对理想信念的执着宣言，展现了中国文人“发愤著书”的坚韧品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