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谪居无事，默自观省，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，多其病者”出自苏轼谪居黄州期间写给友人李端叔的书信《答李端叔书》，意为“被贬谪后闲居无事，我默默反省自己，回看三十年来的所作所为，发现其中多有‘病态’之处”。这里的“病”并非指生理疾病，而是以木瘿、石晕、犀角通透等“物之病”作比，比喻自己过去追求虚名、热衷议论的习气，如同事物为博人赞赏而显现的病态特征。
这句话的上下文完整呈现了苏轼的自我反思：“木有瘿，石有晕，犀有通，以取妍于人，皆物之病也。谪居无事，默自观省，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，多其病者。足下所见，皆故我，非今我也。”他以自然物象的“病态之美”类比自己早年为应举、制策而“诵说古今，考论是非”的行为，认为那些迎合时势的议论如同“候虫时鸟，自鸣自已”，实则是人格的“病态”表现。这种反思源于“乌台诗案”后的人生剧变——从朝堂重臣沦为黄州团练副使，与樵渔杂处、被醉人推骂的生活，让他彻底剥离了昔日的光环。
苏轼（1037-1101），字子瞻，号东坡居士，北宋文学家、书画家，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。他一生仕途坎坷，经历乌台诗案、黄州贬谪、惠州儋州流放等重大挫折，却在文学、艺术领域成就斐然。其作品兼具豪放与婉约，思想融合儒释道三家，晚年尤显旷达。《答李端叔书》是他黄州时期的代表作，信中“故我”与“今我”的对比，标志着他从“以口舌得官”的士人向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智者转变。
这段自我剖析揭示了中国文人“贬谪悟道”的经典范式：苦难成为精神蜕变的契机。正如他在同期所作《定风波》中“竹杖芒鞋轻胜马”的旷达，《临江仙》里“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”的超脱，都与“多其病者”的反省一脉相承。当我们回望苏轼的“病”，看到的不仅是个人的觉醒，更是中国文化中“穷则独善其身”的智慧——在残缺中发现圆满，在困顿中实现超越。今天的我们，又该如何审视自己生命中的“病态”与成长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