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故秦之盛也，繁法严刑而天下震；及其衰也，百姓怨而海内叛矣”出自西汉贾谊的政论文《过秦论》，并非传统意义上的“诗”。这句话精辟概括了秦朝兴亡的核心悖论：兴盛时依靠严苛法律震慑天下，衰败时却因百姓怨恨导致全国叛乱。其上下文完整表述为：“秦王足己不问，遂过而不变。二世受之，因而不改，暴虐以重祸。……故秦之盛也，繁法严刑而天下振；及其衰也，百姓怨而海内叛矣。”
这句话所在的《过秦论》下篇，通过对比周王朝“千余载不绝”与秦“本末并失”的命运，揭示治国根本：周虽有兴衰，但始终“序得其道”，而秦统一后仍沿用“繁法严刑”的战时政策，既未顺应“取与守不同术”的规律，又扼杀“忠言直谏”的政治生态，最终导致“百姓困穷，主不收恤”的绝境。当陈涉“奋臂于大泽”，天下便如“云集响应”般土崩瓦解。
作者贾谊（前200-前168年）是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，十八岁以文才闻名，二十岁被汉文帝召为博士。他目睹汉初民生凋敝，借秦亡教训向汉文帝进言，主张“民为政本”“轻徭薄赋”。《过秦论》作为其代表作，被鲁迅誉为“西汉鸿文”，全文分上中下三篇，上篇总论秦兴亡轨迹，提出“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”的核心论点；中篇批判秦二世“重以无道”；下篇则深入剖析“壅蔽之伤国”的政治教训，而“繁法严刑”与“百姓怨叛”的对比，正是这一思想链条的关键一环。
这段文字的深刻之处在于，它不仅指出暴政与叛乱的因果关系，更揭示制度惯性的致命危险——秦国用“诈力”统一天下后，未能及时转向“仁义”守成，反而变本加厉推行“焚文书而酷刑法”，最终将“元元之民”的拥护期待，推向“赢粮而景从”的反抗洪流。这种对“取守异术”规律的洞察，使其超越了单纯的历史批判，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关于“治国方略转型”的经典论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