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今不为之计，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”出自北宋文学家苏轼的政论文《教战守策》，意思是“如果现在不早做打算，将来会有无法挽救的祸患”。这句话以冷峻的笔触揭示了居安忘危的致命后果，成为中国古代忧患意识的经典表达。
这句话的前文为“夫当今生民之患，果安在哉？在于知安而不知危，能逸而不能劳。此其患不见于今，而将见于他日”，后文紧接着以唐开元、天宝年间为例：当时天下看似大治，百姓安于太平，“刚心勇气消耗钝眊”，最终安禄山起兵时，“四方之民兽奔鸟窜，乞为囚虏之不暇”。苏轼通过历史教训论证：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，在于培养民众“能逸能劳”的素质，而非沉溺于虚假的和平。
苏轼（1037-1101）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，其政论文以“论古今治乱得失”著称。《教战守策》写于嘉祐六年（1061年），当时北宋长期奉行“重文轻武”政策，边患频仍却军备废弛。苏轼在文中尖锐指出：“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，岁以百万计。奉之者有限，而求之者无厌，此其势必至于战”，主张通过教民习武、强化战备来应对危机。这种“未雨绸缪”的思想，与他后来在《晁错论》中“天下之患，最不可为者，名为治平无事，而其实有不测之忧”的论述一脉相承。
这句话蕴含的危机意识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。苏轼将国家比作“一身”：王公贵人养尊处优却“常苦于多疾”，农夫小民“终岁勤苦而未尝告病”，生动阐明“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”的哲理。这种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，明清之际顾炎武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呐喊，近代梁启超“少年强则国强”的呼号，都可视为对这一理念的延续。在今天，它依然警示我们：无论是个人发展还是国家治理，唯有正视潜在风险、主动应对挑战，才能避免“不可救”的结局。
从安史之乱的教训到近代中国的百年沧桑，历史反复印证着“知危图安”的智慧。这句千年古训穿越时空，提醒着每个时代的人们：真正的稳定，永远建立在对危机的深刻洞察与有效防范之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