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分司胜刺史，致仕胜分司”出自唐代白居易的五言诗《偶作寄朗之》，意思是担任分司官的闲逸胜过做刺史，辞官退休后的生活又胜过任分司官。这两句诗的上句是“自到东都后，安闲更得宜”，下句是“何况园林下，欣然得朗之”。
全诗以“历想为官日”起笔，回顾一生仕途：刺史任上虽能“欢娱接宾客，饱暖及妻儿”，却不如东都洛阳分司官的“安闲得宜”；而分司的闲职，又比不上致仕后彻底摆脱官场束缚的自在。这种层层递进的比较，既体现了白居易对官场生活的超脱，也暗含着对晚年闲适的满足。
白居易（772~846），字乐天，号香山居士，是唐代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。他出身寒微却刻苦成名，29岁进士及第，与元稹共创“新乐府运动”，世称“元白”。其仕途历经江州司马、杭州刺史等职，晚年以刑部尚书致仕，在洛阳过着饮酒赋诗、悠游山水的生活。他提出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”，创作了《长恨歌》《卖炭翁》等传世名作，诗歌语言平易通俗，被誉为“诗王”“诗魔”。
在《偶作寄朗之》中，白居易先铺陈官场变迁与生活状态的对比，继而笔锋转向友人“朗之”（推测为诗人刘禹锡或崔玄亮），描绘两人“有雪先相访，无花不作期”的交往细节，最后以“老来多健忘，唯不忘相思”收束，将对友情的珍视推向极致。这种从仕途感慨到友情深致的转变，展现了他晚年“身与心俱病”却“唯不忘相思”的生命状态——即便记忆衰退、身体衰朽，真挚的情谊仍如星辰般在生命暮年闪耀。
当我们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中感叹“健忘”，是否也有一份“不忘”的情感在心底珍藏？白居易用最朴素的语言，道尽了人类共通的生命体验：岁月可以模糊记忆，却无法磨灭那些真正重要的联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