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班主任说，考好了就做一次。”
这句话，老班是在讲台上，用粉笔敲着刚刚发下来的、一片惨淡的月考卷时说的。声音不高，甚至没什么波澜，却像一颗小石子，“咚”一声，投进我们这潭被低气压笼罩的死水里。
他目光扫过台下一个个垂着的脑袋。“这次均分，九十九。不是‘差一分满分’的九十九，”他顿了顿，指节叩响卷首那猩红的数字，“是离及格线，也差一分的九十九。”
教室里鸦雀无声，只有窗外梧桐叶子被风刮过的沙沙响，像一片无形的嘘声。
“下次月考，”老班放下粉笔，拍了拍手上的灰，那动作轻描淡写，却让空气凝滞了一瞬，“只要咱们班均分能突破一百零五——”他停住了，从讲台后面拿出一个用报纸盖着、四四方方的东西，稳稳放在桌上。
我们瞪大了眼。
报纸被揭开一角，露出里面斑驳的木色和几根旧琴弦。
是把吉他。一把看起来有些年头的木吉他。
“我就在这儿，给你们弹一次。”他说，“弹你们点的，最想听的。”
沉默被瞬间点燃，又迅速转化为某种更沉的东西。一百零五分。一个从“不及格”到“突破”的跨度，不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，它成了通往一场“意外之音”的钥匙。我们知道老班大学组过乐队，但这把吉他和这个承诺，像个尘封的传说，从未被证实。
风开始转向。课间的吵嚷里，多了争辩受力分析和英语语法的声音；午休的教室，渐渐坐满了埋头演算的身影；甚至放学后，也总有人围着老师，问题目问到走廊灯光亮起。那把靠在讲台旁的旧吉他，沉默地立在那里，琴箱上的每道划痕，都像一句无声的诘问，又像一个静默的鼓点。
我们不再仅仅为自己那几分挣扎。每个人的笔尖，都牵动着那个共同的、悬在九十九分之上的约定。我们在为彼此挣一份“听一次”的可能，为这个灰头土脸的集体，挣一个破土而出的、带着音符的晨曦。
再次月考，卷子发下。算分，核对，等待。当老班拿着成绩单再次走上讲台，他没有立刻说话，只是看了一眼那个比往常坐得都要挺直的方阵。
然后，他拿起靠在墙边的吉他，轻轻拂去琴箱上并不存在的灰尘，坐了下来。手指拨过琴弦，试了几个音。有些滞涩，但声音干净。
他没有问我们想听什么。前奏响起，是我们都熟悉的、一首关于奔跑和夏天的老歌。
那一刻，窗外的梧桐叶还在响。但这一次，听起来像是鼓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