暑假被数学题肢解成一个个惨白的午后。空气凝滞，只有电风扇摇头时关节生涩的呻吟。“只要我错一题，他就往我下面的笔筒里面插一支笔，如果下面的笔筒被插满了，他就没收我的一个手办。”这条规则，是他——我的家教老师，在第一天用平静的语调宣布的，像宣读一条自然定律。
笔筒是半透明的蓝色，曾装着我对星空肤浅的幻想。如今，它站在桌角，像一座等待填充的坟墓。他批改时，红笔划过纸面的声音像某种小型动物在啮齿。第一个红圈落下时，他拿起一支最普通的黑色签字笔，笔尖朝下，手腕稳定地一送——“嗒”。笔筒的底部发出空洞的回响。我的胃跟着抽搐了一下。
错误接踵而至。“嗒”、“嗒”、“嗒”。黑色笔杆次第落下，起初松散，渐渐拥挤。它们侵占着筒内的空间，也侵占着我的视线余光。做题时，我总忍不住瞥向那里，看着蓝色的壁被黑色的竖条一点点遮蔽，像晴空被铁栅栏封死。我仿佛能听见笔筒在呻吟，听见里面尚未被填满的、稀薄的空气在逃逸。
手办们站在我身后的书架上，是我用攒了两年的零用钱，一个个迎回来的勇士、法师、机甲少女。它们色彩鲜艳，姿态骄傲，与笔筒里那片即将满溢的、单调的黑暗对峙着。每插进一支新笔，我就回头望它们一眼，像是在为一场必败的战争清点最后的兵力。
终于，那道该死的几何证明题成了压垮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辅助线画错的那一刻，我听见心里某根弦“崩”地断了。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用红笔完成了最后的判决，然后拿起今天的第七支笔，也是笔筒边缘最后一支。他看了看那密不透风的黑色丛林，稍稍调整角度，笔尖挤开两侧的同伴，“咔” 一声，严丝合缝地楔了进去。
满了。
时间有几秒钟的真空。他放下红笔，站起身。椅子腿与地板摩擦，发出刺耳的哀鸣。他没有看我，径直走向书架。他的影子先一步吞噬了那片斑斓的色彩。他的手越过我的头顶，干燥，稳定，毫不犹豫地取下了站在最边上的那个——我最先得到的、颜色已有些黯淡的机甲战士。
手办被拿走的那个角落，空出了一块长方形的、格外苍白的印记。而笔筒，那座黑色的冢，静静地立在桌上，里面埋葬的，是整整一个下午的光，一个少年微不足道的尊严，和一场无人宣告已然终结的童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