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山海经》的作者至今仍是中国文化史上的未解之谜。这部融合地理、神话与古史的奇书，既非一人所作，也非一时成书，而是历经数千年集体创作的智慧结晶。
汉代学者普遍认为《山海经》由大禹和伯益共同编撰。刘歆在《上山海经表》中明确提出“大禹命伯益作《山海经》”，这一观点被郭璞等注家继承。传说伯益在协助大禹治水时，记录各地山川、物产与神怪，形成了原始版本。但书中出现的“铁”“匈奴”“郡县”等战国秦汉词汇，直接否定了夏代成书的可能。
当代研究证实，《山海经》是不同时期文本层累的结果：
《山经》（《五藏山经》）成书最早，约战国中后期，记载447座山脉和258条水道，具有较高地理真实性；
《海经》 加入更多神话元素，可能完成于西汉初年；
《大荒经》 部分则包含东汉以后的增补内容。
这种“层累成书”特征，类似《西游记》从唐代取经故事演变为明代小说的过程。西汉刘向、刘歆父子最终将零散篇章校订成今本十八卷。
关于具体编撰者，主要有三类假说：
巫师群体：书中大量祭祀仪式、神怪描写，暗示可能由上古巫祝阶层记录整理；
地理勘探者：《山经》对矿产、动植物的详细记载，可能出自古代“博物贤人”之手，如《列子》提及的“夷坚”；
方士与文人：秦汉方士可能增补海外奇闻，而《穆天子传》等典籍的片段化引用，显示后世文人的加工痕迹。
作者的模糊性恰是《山海经》的魅力所在。它像一幅“时空叠合地图”，既保留了炎黄时期的古国记忆（如辽宁牛河梁遗址印证的“古国时代”地理认知），又融入战国诸子的宇宙想象。这种“真实性与奇幻性的交织”，使其成为研究上古文明的独特文本——正如鲁迅所言，它是“古之巫书”，更是破解华夏先民世界观的密码。
当我们在《山海经》中读到“夸父逐日”与“精卫填海”时，追问作者已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这部奇书如何让数千年后的我们，仍能触摸到中华文明童年时期的天马行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