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7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转折之年，民族危亡之际，国共两党从内战走向合作，全民族抗战的烽火席卷神州。这一年的历史进程，既铭刻着日军铁蹄下的苦难，更见证了中华儿女“地无分南北、年无分老幼”的抗争决心。
1937年7月7日夜，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借口士兵“失踪”挑起事端，炮轰宛平城，中国驻军第29军吉星文团奋起抵抗，史称“七七事变”。这一事件成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端，也彻底打破了国民政府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幻想。事变次日，中共中央立即发表通电疾呼：“平津危急！华北危急！中华民族危急！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，才是我们的出路！”，而蒋介石在7月17日庐山谈话中首次明确“战端一开，就是地无分南北、年无分老幼，无论何人，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”，标志着国民政府抗战立场的正式确立。
事实上，国民政府在此前已秘密进行抗战准备：1935年确立川黔陕为战略大后方，1936年制定《国防设施计划纲要草案》，将四川定为“作战总根据地”，并赶筑西南公路、迁移国防工业。至1937年6月，国军总兵力约170万，但重武器严重匮乏；日本则拥有现役兵员38万及预备役共199万，海军吨位是中国的10倍，空军战机数量近9倍。这种国力差距，注定了抗战的长期性与艰巨性。
面对亡国危机，国共两党加速合作谈判。1937年7月15日，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交《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》，提出“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与解放”“实现民权政治”“改善人民生活”三大目标，并承诺“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，改编为国民革命军”。9月22日，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终于发表该宣言，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共合法地位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。
军事改编随即启动：8月25日，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（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），朱德、彭德怀分任正副总指挥，下辖115、120、129三个师，全军约4.6万人。10月，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，叶挺任军长，项英为副军长，兵力约1.03万人。改编后的八路军迅速开赴华北前线，9月25日，115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，歼敌1000余人，取得平型关大捷，打破“日军不可战胜”的神话。
1937年正面战场相继爆发三场大规模会战：
淞沪会战（8月13日-11月12日）：日军以30万兵力进攻上海，国民政府先后投入70万军队，在吴淞、宝山等地浴血奋战。尽管谢晋元团“四行仓库保卫战”等战斗彰显血性，但终因装备悬殊被迫撤退，国军伤亡达29万人，日军死伤约6万。此战虽败，却粉碎了日本“三个月灭亡中国”的企图。
太原会战（9月-11月）：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军作战，120师雁门关伏击战、129师夜袭阳明堡机场，共歼敌4000余人。然忻口失守后太原于11月9日陷落，山西全省沦陷，国军伤亡13万余人。
南京保卫战（12月1日-13日）：日军以20万兵力围攻南京，守军15万多为疲惫之师，仅坚持12天即告失守。12月13日起，日军进行长达6周的南京大屠杀，30万以上平民和战俘惨遭杀害，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。
随着战事恶化，11月20日，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重庆，以四川为大后方继续抗战。至年底，华北、华东大片国土沦陷，但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为工业内迁、战略重组赢得了宝贵时间。
1937年的中国，在战火中经历了最痛苦的蜕变。从七七事变到南京沦陷，日军的暴行未能摧毁民族意志，反而让“团结御侮”成为共识。重庆、西安等地工人救国会、妇女救国会相继成立，学生下乡宣传抗日，工商界组织募捐、抵制日货。据统计，仅重庆《新蜀报》在7月就募得捐款1600余元支援前线。
这一年，既是苦难的开端——北平、天津、南京相继沦陷，3000万同胞沦为亡国奴；更是抗争的起点——国共合作、军队改编、敌后游击战争开展，为持久抗战奠定基础。正如毛泽东所言：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，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。”1937年的历史证明，当中华民族凝聚起共赴国难的决心，任何侵略者都无法征服这个古老而坚韧的民族。
今日之问：如果我们能穿越回1937年，该如何向当时的同胞传递抗战必胜的信念？是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