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是以众庶悦豫，福应尤盛，《白麟》《赤雁》《芝房》《宝鼎》之歌，荐于郊庙”出自东汉史学家班固的《两都赋序》，意为“因此百姓欢欣喜悦，祥瑞征兆格外兴盛，《白麟》《赤雁》《芝房》《宝鼎》等歌颂祥瑞的诗篇，被进献到郊祀祭天和宗庙祭祖的仪式中”。这四句是班固对汉武帝、汉宣帝时期文化盛况的总结，列举的四首歌诗均对应汉代重要祥瑞事件：元狩元年（前122年）武帝获白麟作《白麟之歌》，太始三年（前94年）获赤雁作《朱雁之歌》，元封二年（前109年）甘泉宫产九茎连叶灵芝作《芝房之歌》，元鼎元年（前116年）得宝鼎于后土祠旁作《宝鼎之歌》。

上下文与诗人背景
此句上文为“至于武宣之世，乃崇礼官，考文章，内设金马石渠之署，外兴乐府协律之事，以兴废继绝，润色鸿业”，下文接“神雀、五凤、甘露、黄龙之瑞，以为年纪”。作者班固（32-92年）是东汉著名史学家、文学家，出身儒学世家，继父班彪续写《史记后传》，修成《汉书》，其赋作《两都赋》旨在驳斥西都长安耆老对洛阳的鄙薄之议，宣扬东汉定都洛阳的合理性。

全诗表达的思想
《两都赋序》以“赋者，古诗之流也”开篇，将汉代辞赋上承《诗经》雅颂传统，强调武宣时期“崇礼官，考文章”的文化政策：设立金马门、石渠阁等文化机构，创建乐府采集歌谣，使文学侍从之臣（如司马相如、东方朔）与公卿大臣（如董仲舒、萧望之）共同参与创作，形成“抒下情而通讽谕，宣上德而尽忠孝”的文学传统。诗中列举的祥瑞歌诗与神雀、五凤等纪年祥瑞，共同构建了“大汉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”的盛世图景，既肯定西汉的文化成就，也为东汉定都洛阳后的文化建设提供历史依据。

这种将文学创作与国家礼制、祥瑞灾异相结合的论述，体现了汉代“天人感应”思想对文学的深刻影响，也奠定了班固作为汉代文学理论重要阐释者的地位。当我们回望这些被供奉于郊庙的歌诗，看到的不仅是帝王功绩的颂赞，更是一个时代将文化创造与政治合法性紧密交织的独特图景——文学如何成为“润色鸿业”的工具，又如何在权力的凝视下保持艺术生命力？这或许是班固留给后世最值得深思的命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