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别人轻易说出的言语，我就不去说；别人难以表达的感受，我却能用简洁的语言说出——这样写出的诗自然不落俗套。”这句话出自宋代词人姜夔的《白石诗说》，而非部分文献误记的戴圣或袁枚。它揭示了中国古典诗词创作的核心智慧：避开陈词滥调，将深奥情感转化为通透表达，这恰是姜夔“清空骚雅”词风的理论注脚。

在姜夔的创作实践中，这一理念体现得淋漓尽致。《扬州慢》开篇“淮左名都，竹西佳处”，以地名白描替代常见的繁华堆砌；《暗香》中“旧时月色，算几番照我，梅边吹笛”，将怀旧情愫浓缩于月色与笛声的蒙太奇中。这种“以简驭繁”的笔法，正呼应了他“人所难言，我易言之”的主张——如同他在《诗说》中强调的“语贵含蓄”，既避免了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的刻意，又突破了“眼前有景道不得”的困境。

姜夔（约1155-1221），字尧章，号白石道人，南宋格律派词宗。他终身未仕，游走于江淮间，以清客身份依附权贵，却始终保持着艺术上的独立人格。其词融合江西诗派的瘦硬与晚唐词的婉约，首创“自度曲”，如《扬州慢》《凄凉犯》等，每首词均附工尺谱，是现存最早完整的词乐文献。这种对形式与内容的双重追求，与他“易言难言”的创作观一脉相承——在《白石诗说》中，他还提出“小诗精深，短章蕴藉”“句中有余味，篇中有余意”等观点，共同构成了宋代文人“以俗为雅”的美学体系。

这句创作箴言的生命力，在于它超越了时代局限。从杜甫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锤炼，到苏轼“渐老渐熟，乃造平淡”的境界，再到现代汪曾祺“用平常话写平常事”的实践，中国文学始终在“易”与“难”的辩证中前行。当我们在信息爆炸的时代重读“人所易言，我寡言之”，或许能获得新的启示：真正的表达革新，不在于标新立异的词汇，而在于对集体经验的独特洞察——就像姜夔笔下的梅花，“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”，用最朴素的意象，承载了最永恒的生命感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