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虽董之以严刑，震之以威怒，终苟免而不怀仁，貌恭而不心服。”这句出自魏征《谏太宗十思疏》的话，意为：即使用严酷的刑罚督察人民，用盛怒来威吓人民，他们最终只是苟且免于刑罚，却不会怀念君主的仁德，表面恭顺而内心不服。

其上下文为：“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，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；竭诚则吴越为一体，傲物则骨肉为行路。虽董之以严刑，震之以威怒，终苟免而不怀仁，貌恭而不心服。” 魏征在此通过对比“竭诚待下”与“纵情傲物”的结果，指出单纯依靠刑罚与威慑无法真正赢得民心，反而会导致表面顺从、内心怨恨的局面。

《谏太宗十思疏》是魏征于贞观十一年（637年）写给唐太宗的奏疏，旨在劝谏太宗居安思危、戒奢以俭。作为唐代著名政治家，魏征以直言敢谏著称，辅佐唐太宗开创“贞观之治”，其思想融合儒家民本理念与政治实践智慧。

全文以“求木之长者，必固其根本；欲流之远者，必浚其泉源”起兴，提出“思国之安者，必积其德义”的核心观点，最终落脚于“十思”的具体谏言，如“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”“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”等，强调君主需通过修身立德、虚心纳谏实现长治久安。这句关于严刑与民心的论述，正是其“载舟覆舟”民本思想的关键论证，警示统治者：压迫只能换来暂时服从，唯有仁德才能真正凝聚人心。

若仅依赖暴力维持统治，正如“奔车朽索”般危在旦夕。这一观点不仅在唐代具有现实意义，更成为后世“为政以德”的经典论述，揭示了权力合法性的深层逻辑——民心向背，从来不取决于刑罚的严酷，而在于统治者是否真正践行“德义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