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当伯请地无厌之日，纵欲荒暴之时，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，谆谆然而告之曰”出自明代方孝孺的史论散文《豫让论》，意为“当智伯索要土地贪得无厌、放纵欲望残暴行事之时，作为豫让，正应当竭尽所能履行职责，恳切地劝谏他说”。这里的“伯”指春秋末期晋国权臣智伯，“让”即刺客豫让。此句上下文是方孝孺对豫让“士为知己者死”的著名质疑——他认为真正的“国士之报”应是在祸患萌芽时直言劝谏，而非事后行刺。

上下文与核心论点
在这句之前，方孝孺先以段规、任章、郄疵为例：段规、任章劝韩康子、魏桓子假意割地以骄纵智伯，郄疵则直接劝谏智伯警惕韩、魏背叛，三人虽未获“国士”待遇却均尽谋国之责。紧接着提出该句，主张豫让应在智伯“请地无厌”（向韩、魏索要土地）、“纵欲荒暴”（围攻赵襄子于晋阳）之际，三次劝谏其“诸侯大夫各安分地，无相侵夺”，若不被采纳则“移其伏剑之死”于劝谏之日，而非等到智伯死后才“漆身吞炭”行刺赵襄子。

诗人与创作背景
方孝孺（1357-1402），字希直，号逊志，浙江宁海人，明代“开国文臣之首”宋濂的弟子，以刚正博学著称。燕王朱棣发动“靖难之役”夺取皇位后，他因拒绝草拟即位诏书被诛十族，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“殉道文人”。《豫让论》是其青年时期作品，借评价春秋刺客豫让，阐述儒家“防患于未然”的政治伦理，暗寓对士大夫“知而不言”的批判。

全文思想
文章开篇即提出“士君子立身事主”当“销患于未形，保治于未然”，批判豫让“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，而乃捐躯于既败之后”是“钓名沽誉”。通过对比郄疵的“智谋忠告”与豫让的“袖手旁观”，方孝孺重新定义了“国士”标准：不仅要“敢死”，更要“敢谏”。文末虽承认豫让“胜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者”，但仍坚持其“处死之道有未忠者”，体现了儒家“文死谏”的理想人格追求。

这篇散文以逻辑严密的驳论打破了对豫让“忠臣义士”的传统认知，将个人气节上升到治国责任的高度。方孝孺自己后来“十族殉道”的结局，恰是对文中“生为名臣，死为上鬼”理念的惨烈实践，使这篇青年习作成为映照其一生的预言。